蒋殊与舒晋瑜
舒老师好，产生了采访您的想法，是觉得这么多年您一直在采访别人，一直在呈现别人的高光时刻。这或许与我的创作理念有关。我的笔下，一直在书写默默无闻的英雄。我觉得，冲锋的人身上都有一种光芒四射的精神。您就是。
舒晋瑜（以下简称舒）：
说到这里，倒是应该向您致敬。我知道您创作了《重回》《再回》《坚守》等一部部掷地有声的作品，这些对普通老兵的书写足以载入史册。您笔下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。
关于我，谢谢您的发现和概括。但是说实话，我没想那么多，采访是我的职业，我在呈现“别人的高光时刻”，也是在发掘他们是如何“高光”的，而我，只是记录者，如果说有“精神”，就是这二十多年如一日的执着和坚韧吧！
蒋：当然，采访您的另一层意思，是觉得您接触了那么多文坛名家，身上必然也蕴含了深厚的文学素养。那天看到作家毕飞宇一篇文章里说，“年，已经是舒晋瑜在《中华读书报》‘跑文学’的第19个年头了。她一直在一线。这殊为不易。”那么年，就是您“跑文学”的第23个年头。您有没有回望梳理过这23年的“跑文学”之路？当初的同道，还有同行者吗？
舒：谢谢您的提问，让我有机会回望自己在文坛23年的历程。当年进入文坛，在文学会议上会经常遇到光明日报社的韩小蕙、人民日报社的袁晞，文艺报社的胡殷红，他们大概都是50后，同时代有一些，《中国青年报》的徐虹，《北京青年报》的尚晓岚，《北京晚报》的孙小宁。徐虹和尚晓岚两位才女英年早逝。环顾左右，当年那一波跑文学口的，退的退，亡的亡，有的离开了新闻行业，有的担任了领导职务，周围90后的新一茬记者已逐渐成为主力。我从入行时的最年轻的记者，已经成长为资格最老的记者。
最初进入文学圈，像海绵一样吸收着大量的文学养分，那些在书本里仰视的作家突然出现在身边，不由得紧张、兴奋，还有一丝胆怯。我喜欢池莉的作品，写过她的作品评论，也有过电话采访，但是第一次见她，竟远远看着，没有勇气主动上前。
就这么埋头苦干十几年后，突然有一天，感觉中国最优秀的作家，大部分都采访到了。年，我出版了第一本作家访谈录《说吧，从头说起》，收入阿来、陈忠实、迟子建、方方、格非、韩少功、何建明、贾平凹、李佩甫、莫言、苏童、铁凝、王安忆、王蒙、张炜15位作家的文学访谈录，他们都获得了“茅盾文学奖”和“鲁迅文学奖”。这大概是我后来做《深度对话茅奖作家》和《深度对话鲁奖作家》最早的动念。
蒋：跑了这么多年，累吗？想过停止吗？
舒：很累。可是停不下来。苏童说我是文学战地记者，我特别认同。当年作家专访都是时任副总编的王小琪给我布置工作。每周四布置选题，要求周日交稿，两三天的时间要完成一两个版面的采写任务，时间紧，因为找不上采访对象，急哭的时候也有。但每次接受任务真的有走上战场的那种感觉，斗志昂扬。
现在那种劲头弱了，新鲜感少了，职业阅读的心态或多或少削弱了纯粹作为读者的阅读快感。但是看完作品后依然保持一种想要探讨作品内幕、了解作家创作心态的好奇之心。
有时候会很累，拖沓的情况常有。采访完，一两个月也整理不出来。坐在电脑前也很容易分心，觉得任何事情都比我要做的这件事情重要，晃来晃去就是不想动手。没办法，只能想办法克服。
蒋：我也是一名记者，常常采访一些人，所以非常认同并理解您这种心情。那么一路跑到今天，您是特别轻车熟路了，还是更有压力了呢？
舒：是有压力。采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当然不看书也能提问，这么多年的积累，问几个大路货的问题还不简单吗？但是我做不到，不看书没有底气采访，看了书也未必能采访成功。所以每次一定认真阅读作品，了解作家的创作背景和风格，还要提出有意思、有意义的话题。在文学圈二十多年，出现失误会让自己觉得不可原谅。
蒋：做记者，尤其是采访名家，最大的难度是让对方心甘情愿面对，并敞开心扉倾诉。我想除了案头文字的真情，一定还需要一种沟通交流上的温情。您遇到过拒绝吗？尤其是最初的时候。
舒：有过。被拒绝采访的情况有多种。一种是设计的话题对方不感兴趣，跟作家也不熟悉，就很容易被拒。一种是沟通有些障碍，需要多解释。还有一种情况，与作家本人的个性和选择有关，有时候作家不希望总对着媒体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和作品，这种情况就应该尊重对方的意见。我看到余华出了一本《米兰讲座》，收入的全是海外媒体的采访。
总体来说，因为《中华读书报》的影响力和权威性，作为记者，约请专访被拒绝的情况很少。我比较习惯换位思考：如果我是作家，那也有可能不希望在作品完成后还要反复阐述。基于双方能互相理解，我和作家朋友们相处愉快，即使偶尔一次被拒绝也没什么，我们的合作是长期的。
蒋：一个作家获奖，必将面临若干媒体采访，然而常常是独有您的文本能做到权威而全面，正如袁恒雷老师评价，“舒晋瑜的采访记录是其中公认的翘楚。”您是如何对采访视角进行定位的？
舒：没有别的诀窍，就是下笨功夫。看书、做功课，至少要了解作家的代表作，然后才能发现问题，提出问题。但是有些老作家的书买不到，网上也搜不到资料，比如当初采访黎汝清的时候，因为版本太老，我去了国家图书馆。国图有两个馆，基藏馆借不到，只能去典籍馆借阅。我连续跑了两天，在那里做了充分准备。采访徐小斌，她谈到自己写《炼狱之花》受到法国电影《花开花落》的影响，我就找来这部电影看。这么做可能特别耽误时间，但是我能体会到，做的过程中离采访对象的心更近，离他们的作品更近，我相信这样出来的报道也会离读者更近。采访贾平凹，我几乎看了他所有的代表作，包括他的散文及各种访谈。因为这些名家接受的采访不计其数，能够愿意接受采访，内心已经建立起对记者工作的信任和支持。然而此时再提出他们答了无数次的问题，却很有可能使得采访索然无味。
不扎扎实实做好功课，采访就没有内涵，作家提不起兴致答，读者读来也会寡淡。采访每一位作家，我的工作大致都是“从头说起”的梳理，希望让大家了解他的创作始末、心路历程，代表作品的创作心得；希望挖掘每一位作家的创作秘诀，使他们的成功之路和创作技巧为文坛同行提供有益的启发和借鉴。几乎所有文本，都经过作家本人的认可，这样长年积累的对话，大致能够做到相对全面准确。至于“权威”或“翘楚”，就不敢当了。
蒋：曾经有人将您的《深度对话茅奖作家》评价为文坛长篇小说的“一线档案”。去年底，《深度对话鲁奖作家》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两本书可谓将中国文坛一线作家“一网打尽”。当初为什么想到做这两项大工程？除了想全面了解这些作家，还想通过两本书表达什么？
舒：年出版的《说吧，从头说起》，只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心愿，把多年采访积累中比较成熟的访谈结集出版，带有一定的偶然性。完成后我曾自问：是不是应该有更明确的主题？尤其年第九届“茅盾文学奖”评选结果出来时，我发现新晋的五位茅奖得主，除了文坛杀出的“黑马”金宇澄，其他四位格非、王蒙、李佩甫、苏童都收在《说吧，从头说起》中——从某种程度上，似乎也可以说明我的文学感觉还比较准确。于是我搜索了一下历届茅奖获奖作家，发现绝大多数都采访过，我要做的工作就是拾遗补阙，没采访过的要完成采访，采访时间太久的要补充新内容，如此花了四年时间，年完成了《深度对话茅奖作家》。
作品体例的设置，是作家访谈+评委访谈。特别感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韩敬群，他给我提出很多建议，包括从文学史的角度多做些工作，披露一些过往的文学内幕。于是每一届我各找了一位评委，请他们谈评奖过程、评审印象，使读者对获奖作品和评选内幕大致有所了解。《深度对话鲁奖作家》完成的时间更久，前后花了五年。我的责任编辑陈彦瑾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研究生，工作非常认真严谨，来回打磨，在这两本书上耗费了很大心血，希望尽可能使它们成为立得住的权威读本，对此我心存感激。
很多朋友说，这两本书放在高校研究是很重要的文学课题，居然凭我一己之力完成了。我热爱文学，只是纯粹喜欢，喜欢读书，喜欢和作家打交道，沉浸其中，是非常享受非常愉悦的。
我希望通过这两部作品，传达作家的思想和他们的成长过程，也借此传达我对文学的理解和判断。
蒋：《深度对话鲁奖作家》还没有读到，但封面醒目的一行“揭示文学‘创作幕后’，直抵‘评奖要害’”非常诱惑读者。我知道，谈论“创作幕后”容易，而提及“评奖要害”是不是要困难一些？
舒：您说得太对了！“评奖要害”比“创作”更有故事，也更吸引眼球。采访的过程很过瘾，了解幕后的真实状况，一波三折，跌宕起伏，如果真实地记录，会在文坛引起轩然大波。但是作为一个成熟的记者，很多事情是明知可为而不为，这里涉及新闻报道的分寸感，以及媒体人的教养和修为。所谓的评奖“花絮”很多，有时候确实很难取舍，既要体现事件的真实性，又要拿捏好分寸。如果一篇报道为了追求点击量而造成采访对象的受伤，那就得不偿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还是要舍弃曝光度的。
蒋：非常欣赏您的这种分寸感！前面说到创作这两本书是大工程，其中包含的一项重要元素就是对作品的熟悉。仅仅阅读这些文字，也是让很多人望而生畏的，您既不能像普通读者那样选择性阅读，也不能简单浏览。您对访谈对象作品的阅读方式是什么样的？采访一个作家尤其是长篇小说作家，从准备到访谈完成，大概需要多长时间？
舒：编辑工作的职业病，我阅读很慢，除非有极其特殊的情况需要快速浏览，我一般都是细读，一字一句在心里默读。这样一来，付出的时间就更多了，好在我的阅读是长年积累的，采访也不是一蹴而就。比如采访贾平凹，第一次采访，必然要读他所有的代表作，整整两个月专心阅读，准备对他的采访。但是完成第一次采访之后，再往后就轻松了，因为对作家的整体创作和风格都有所掌握，只需要
